巨赞法师：试论唐末以后的禅风
发布时间：2024-11-24 03:05:11作者：六祖坛经全文网
禅宗发展至唐末，禅师们在上堂、小参、拈古、勘辨时所用的语句，大都讲究修饰，有时还用对偶很工整的韵文，如唐懿宗咸通年间，有僧问夹山灵泉禅院的善会禅师：“如何是夹山境”？善会答道：“猿抱子归青嶂里，鸟衔花落碧岩前。”禅境诗情，极为浓郁，因而传诵一时，夹山也被禅子们称为“碧岩”。其后数十年，法眼文益禅师在《宗门十归论》里说：
“稍睹诸方宗匠，参学上流，以歌颂为等闲，将制作为未事。任情直吐，多类于野谈；率意便成，绝肖于俗语。自谓不拘粗犷，匪择秽孱，拟他出俗之辞，标归第一主义。识者览之嗤笑，愚者信之流传，使名理而寝消，累教门之愈薄。不见《华严》万偈，祖颂千篇，俱烂漫而有文，悉清纯而靡杂，岂同猥俗，兼糅戏谐。在后世以作经，在群口而为实，亦须稽古，乃要合宜。苟或乏于天资，当自甘于木讷，胡必强攀英俊，希慕贤明，呈丑拙以乱风，织弊讹而贻戚，无惑妄诞，以滋后羞。”
一代宗师，这样竭力提倡语句的修饰，自然会影响禅风（宗门的风气），而法眼自己也经常用诗偈说法。如《冷斋夜话》卷一云：
“宋太祖将问罪江南，李后主用谋臣计，欲拒王师。法眼禅师观牡丹于大内，因作偈讽之曰：‘拥毳对芳丛，由来趣不同。发从今日白，花是去年红。艳冶随朝露，馨香逐晚风。何须待零落，然后始知空。’后主不省，王师旋渡江。”
这段记载如果是实在的话，则法眼不但以诗偈谈禅，而且又以之论政，在这样的场合，语句当然非讲究修饰不可了。
法眼圆寂之后二三十年，汾阳善昭禅师创为颂古，在上堂、小参等方面所用的诗偈就更多。《补续高僧传》卷六云：
“颂古自汾阳始，观其颂布毛公案曰：‘侍者初心慕胜缘，辞师拟去学参禅；鸟窠知是根机熟，吹毛当下获心安。’与胡僧金锡光偈，看他吐露，终是作家，真实宗师，一拈一举，皆从性中流出，殊不以攒华叠锦为贵也。”
其实，在《汾阳无德禅师语录》里，诗歌偈颂占了三分之二的篇幅，真可以说是“烂漫有文，清纯靡杂”了。
稍后于汾阳的雪窦重显禅师，素以“工翰墨”见称，他在未悟道的时候追慕诗僧禅月贯休，有诗云：“红芍药边方舞蝶，碧梧桐里正啼莺。离亭不折依依柳，况有青山送又迎。”造句清新，意境深密，的是诗中上品。他得法于云门宗的智门光祚禅师之后，意境更高，造句更奇，如他在就任雪窦寺住持的时候，上堂云：“春山叠乱青，春水漾虚碧。寥寥天地间，独立望何极。”气韵高卓，似有过于善会禅师的答“夹山境”。
云门宗的开山祖师文偃禅师，气象阔大，机锋迅利。法眼禅师在《宗门十规》里以“函盖截流”四字称颂他。“函盖”就是云门“三句语”中的“函盖乾坤”。缘密禅师（云门的弟子）颂云：“乾坤并万象，地狱及天堂。物物皆真现，头头总不伤。”是就体上说的。“截流”也就是“截断众流”，缘密颂云：“堆山积岳来，一一尽尘埃。更拟论玄妙，冰消瓦解摧。”是就用上说的。体上一切现成，用上纤尘不立。云门说法，雷奔风卷，纵横变化，总不出此范畴，而具体表现在他的“一字禅”上。
可是他的语句，有时不免像法眼所非议的“野谈”或“俗语”，当时有人嫌他“太粗生”。二传至智门光祚禅师则有所改进，如智门颂文殊白椎公案云：“文殊白椎报众知，法王法令合如斯。会中若有仙陀客，不待眉间毫相辉。”格律声韵都很工稳。
雪窦久受智门的熏陶，又受了汾阳等人的影响，他的文学天才和宗门悟境就融结为《颂古百则》，成为法眼所说“歌颂制作”的典型。《颂古百则》所引用的公案，除《楞严经》二则、《维摩经》一则、《金刚经》一则外，其余九十六则中，以云门宗的公案为重点，云门文偃禅师一人的公案共有十五则，就是一个证明。至于理境，也像他的其余六种著作一样（雪窦有《洞庭语录》《雪窦开堂录》《瀑泉集》《祖英集》《颂古集》《拈古集》《雪窦后录》七种），发扬了“函盖截流”的主旨。所以《补续高僧传》卷七说：“云门一宗，得雪窦而中兴。”
可是雪窦的《颂古百则》得到临济宗杨歧派圆悟克勤禅师在住持夹山灵泉禅院时，加上评唱，组成《碧岩录》（或称《碧岩集》），而被当时的禅僧们称为“宗门第一书”。
这一事实说明，禅宗从唐末发展至北宋，不但在语句的修饰上达到了空前成熟的程度，而且在宗派之间也倾向于合流。《续传灯录》卷七《杨岐方会禅师传》中云，“其提纲振领，大类云门”。
又，宋高宗绍兴三年耿延禧《圆悟佛果禅师语录·序》云，“佛以一音而演说法，故一切法，同此一音。三世诸佛此一音，六代祖师此一音，天下老和尚此一音。……昔杨岐以此音鼓簧天下，至圆悟大禅师，此音益震”。
可见，临济宗的圆悟禅师，根据云门宗雪窦禅师的颂古，加以评唱，乃是十分自然的事情。《续传灯录》卷二十五《克勤禅师传》云：
会部使者解印还蜀，诣祖（法演）。
祖曰：“提刑少年曾读小艳诗否？有两句颇相近，‘频呼小玉元无事，只要檀郎认得声’。
提刑应，喏！喏！
祖曰：“且子细。”
师适归，侍立次，问曰：“闻和尚举小艳诗，提刑会否？”
祖曰：“他认得声。”
师曰：“只要檀郎认得声”，他既认得声，为甚么却不是？
祖曰：“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庭前柏树子!”
师忽有省，遽出，见鸡飞上栏干，鼓翅而鸣，复自谓曰：“此岂不是声!”遂袖香入室通所得，呈偈曰：“金鸭香销锦绣帏，笙歌丛里醉扶归。少年一段风流事，只许佳人独自知。”
祖曰：“佛祖大事，非小根劣器所能造诣，吾助汝喜。”
祖遍谓山中耆旧曰：“我侍者参得禅也。”
圆悟从小艳诗悟人，悟后诗偈深得诗中三昧，可见也是一个极有文学天才的人。他引雪窦为同调，评唱《颂古百则》，当然也是十分自然的事情了。
圆悟在雪窦《颂古百则》的每一则公案和偈颂的前面加上总论式的“垂示”，又在公案和偈颂的每一句下面附以短小精悍的“著语”，然后分别在公案和偈颂的后面，用大段文字拈提宗旨和交代公案的源委，给予参禅的人以很大的方便，所以当时用“丛林学道诠要”、“留示丛林，永垂宗旨”、“欲天下后世知有佛祖玄奥”等语赞美它。
禅宗五宗七派的祖师们本来各有机用，不易“凑泊”，自《碧岩录》出而有“敲门砖”可寻，禅风又为之一变，因而引起当时一部分禅师们的愤慨，《禅林宝训》卷下引心闻昙贲禅师之说云：
“天禧间，雪窦以辩博之才，荚意变弄，求新琢巧，继汾阳为颂古，笼络当世学者，宗风由此一变矣。逮宣政间，圆悟又出已意，离（厘）之为《碧岩集》，彼时迈古淳全之士，如宁道者、死心、灵源、佛鉴诸老，皆莫能回其说。于是新进后生，珍重其语，朝诵暮习，谓之至学，莫有悟其非者，痛哉，学者之习术坏矣。”
心闻禅师和道宁禅师等虽然不同意《碧岩集》的作法，可是“新进后生”护拥它。据延佑年间径山住持希陵的《碧岩录后序》云：
“大慧禅师（圆悟的弟子）因学人人室下语颇异，疑之，才勘而邪锋自挫，再鞠而纳款自降，曰：我《碧岩集》中记来，实非自悟。”
这大概就是“新进后生”护拥《碧岩录》的原因，也由此而发生了弊病。又《禅林宝训》卷下云：“今人杜撰四句落韵诗，唤作钓话，一人突出众前，高吟古诗一联，唤作骂阵，俗恶俗恶，可悲可痛。”
这或者可以说是更大的一种流弊了。因此大慧禅师要把《碧岩录》的刻版毁掉，企图杜绝“不明根本，专尚语言，以图口舌”的禅病。不过，大慧禅师并没有能够杜绝这种“禅病”，因为毁版之后不久，就重行刻版，而且在重刻的《序》《跋》上有这样说法：
“圆悟顾予念孙之心多，故重拈雪窦颂；大慧救焚拯溺之心多，故立毁《碧岩集》。释氏说一大藏经，末后乃谓不曾说一字，岂欺我哉。圆悟之心，释氏说经之心也；大慧之心，释氏讳说之心也。禹稷颜子，易地皆然，推之挽之，主于车行而已。立语虽似调和，而用意则为《碧岩录》张目。”
说明《碧岩录》的影响并未因大慧毁版而有所动摇。为什么？我以为应该研究一下心闻禅师所说的“笼络当世学者”一语。禅宗的集大成者惠能禅师（即六祖）本来是一个不识字的人，出世之后，为了直指心性，语句都很质朴平实，后来的禅师们如青原、南岳、马祖、石头、百丈、药山等等，都亲自开山种地，参加劳动，所用语句也大都开门见山，质直无华，所以只要机缘凑合，村姑野老也可因而悟道。如马祖位下的凌行婆和以后的台山婆、烧庵婆等，见地透彻，机锋灵活，并不让得道的高僧。可见当时的禅风，比较接近于人民大众。
后来禅宗的影响不断扩大，士大夫们逐渐被吸引到禅宗方面来。冠盖莅临禅门的次数愈多，村姑野老们自在参禅的机会就愈少，到了北宋，禅宗门下，除了禅和子以外，就只见士大夫们憧憧往来，很少有村姑野老们的足迹
圆悟禅师和士大夫们的来往更密，他经常为运判、侍御、待制、朝散、安抚、少保、典御以及贵妃、郓国大王、莘王、济王等达官贵人上堂说法；历任名刹的住持，也都出于士大夫们的推举。
士大夫们鄙视劳动，爱好“斯文”，所以禅师们就不得不抛弃“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锄头，拈起吟诗作赋的生花之笔来了，所谓“笼络当世学者”似乎可以从这里去体会。
这样说，并不是否定禅宗史上的这一个发展，而是说明，自唐末至北宋，由于禅师们逐渐脱离人民大众以笼络士大夫们，禅风由质朴而变为讲究修饰语句，影响所及，极为深远，愈到后来就愈甚。
这里不妨再举两个例子加以说明。一个例子是：著名的禅师舞文弄墨，一般禅和子们也依样画葫芦。
如雪窦禅师在杭州灵隐寺上堂说法，有僧问：“宝座先登于此日，请师一句震雷音!”师云：“徒劳侧耳。”（僧）进云：“恁么，则一音普遍于沙界，大众无不尽咸闻。”
圆悟禅师在成都万寿禅寺上堂说法，有僧问：“宝剑出匣，海蚌初开，向上宗乘，乞师直指。”师云：“横按莫耶全正令。”进云：“恁么，则坐断十方去也。”师云：“七纵八横。”进云：“宝藏拨开于此日，五叶千灯事转新。”
宾主问答，都在造句用语上费了推敲，是否可以说是“老实商量”，我以为是有问题的。大慧禅师虽然毁了《碧岩集》的版子，可是在他的语录里，宾主问答，也是如此。如他在临安明庆院开堂说法，
僧问：“人天普集，选佛场开，祖令当机，如何举唱？”师云：“钝鸟逆风飞。”进云：“遍界且无寻觅处，分明一点座中圆。”师云：“人间无水不朝东。”进云：“可谓三春果满菩提树，一夜华开世界香。”
这说明风气已成，无法改变，明知流弊甚多，也不能不随波逐流。其实大慧禅师提唱“参话头禅”，也无非是以“敲门砖”给发心参禅的人，首先欢迎的，可能是士大夫们。
“朱熹《答孙敬甫书》中有云：见《杲老（即大慧宗杲）与张侍郎（无垢）书》云：左右既得此把柄入手，便可改头换面，却用儒家语说向士大夫，接引后来学者。后见张公经解文字，一用此法。……但杲老之书，近见藏中印本，却无此语，疑是其徒已知此陋而阴削去之。”
朱熹所说的是否真实，又所谓把柄是否指参话头而言，固然犹有待于研究，但大慧用儒家言语向士大夫们谈禅，则是屡见不鲜。
如他有一次用佛教哲理对张无垢谈《论语》上的“吾无隐乎尔”，张无垢初不相契，继在游山之时闻到木樨花香，大慧随口念了“吾无隐乎尔”，据说张无垢因而豁然大悟。
这一事实，不但说明大慧禅师善于用“敲门砖”，而且把“合流”的倾向扩大到佛教以外的儒家去了，似乎比他的老师又进了一步。所以《碧岩集》的版子实际上并没有毁掉，毁掉的只是某一寺院里的木板而已。
另一个例子是：《碧岩集》之后，颂古、评唱的著作很多，如宋投子义青禅师颂古、元林泉从伦禅师评唱的《空谷集》、宋天童正觉禅师颂古、元万松行秀评唱《从容庵录》等，也都非常有名。
此外如宋法应集、元普会续集的《颂古联珠通集》四十卷，汇集了四百二十六位禅师的三千多首偈颂，几乎对禅宗门下流行的公案都有了解说。元道泰编集的《禅林类聚》二十卷，把禅宗丛林里所接触得到的人物、法事和用具等等都系以历代禅师们举唱的偈颂和法语，给了丛林负责人应用上很大的方便。清代集云堂编次的《宗鉴法林》七十三卷，收集更广，方便也更多，禅师们一篇在手，头头是道，几乎可以不必参禅了，宗门自此而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