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故宫藏传佛教文物研究所所长罗文华为观众讲解造像艺术

2018年10月23日，故宫博物院与止观美术馆联合举办的“佛陀之光－故宫博物院与止观美术馆佛教造像展”在故宫斋宫开幕。

近年来，藏传佛教艺术因其独特的魅力，受到越来越多人们的关注和喜爱。本次展览的展品共计112件，精选自故宫博物院、止观美术馆以及一些私人收藏的藏品，以铜合金造像为主。这些藏品分别来自于古代西北印度、中印度、东北印度、尼泊尔、中国西藏地区，展品的时代跨度从4世纪到15世纪，展示了藏传佛教艺术的源与流及其丰富多彩的艺术风貌。

整个展览根据西藏艺术风格的两个主要区块，即藏西艺术与藏中艺术，分为两个单元。第一单元：从西北印度到西藏西部。西北印度是古代南亚次大陆北部的丝路通衢，也是多文化碰撞、交流与融合的大舞台，这一地区的佛教艺术融合了来自古希腊、西亚、中亚及印度的元素，影响直达中国西藏西部地区，形成了藏西的艺术风格；第二单元：从印度、尼泊尔到西藏中部。西藏中部艺术风格在形成过程中先后受到来自于东北印度、尼泊尔艺术的强烈影响，尤其是尼泊尔艺术影响持久而深入，留下了众多的艺术作品。无论藏西还是藏中艺术风格都是在汲取外来艺术风格的基础上，结合西藏本土的元素，各自形成独特的艺术面貌。

众所周知，佛教起源于印度，逐渐流传到亚洲广大区域内，成为亚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伴随着佛教的传播，佛像艺术也随之传播到喜马拉雅地区，成为喜马拉雅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相关地区形成了不同的地域风格与时代特征

公元7世纪以来，印度佛教进入中国的青藏高原。在随后的一千多年中，佛教在这片雪域高原上经历了漫长且曲折的发展过程，形成了独特的佛教分支，被称之为“藏传佛教”。

藏传佛教及其艺术是中国佛教的重要分支，在以青藏高原为核心地区的广大区域内流传，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它是多种文化影响的结果，但是却始终扎根于青藏高原民族文化的土壤。它的流传范围是以喜马拉雅文化区为中心，延伸至蒙古高原、横断山脉、天山南北等广大地区。

喜马拉雅山脉(Himalayas)位于青藏高原南端，东西绵延2450公里，是中国与巴基斯坦、印度、不丹、尼泊尔的天然边界，给山脉南北东西两侧的文化交流带来巨大的障碍。但它纵横的沟壑与河谷更像是一个个管道，将青藏高原与丝绸之路对接起来。简单地说，对于藏传佛教艺术的形成产生过深远且持久的影响主要有两条路线，分别位于喜马拉雅山的两个重要的通道：一条是古代西北印度，有来自于西北印度的艺术中心犍陀罗、斯瓦特、喀什米尔的艺术影响进入藏西的拉达克、阿里等地区，创造了独特的藏西风格；一条是东北印度，通过喜马拉雅山的裂隙，将西藏中部与东北印度与尼泊尔两个重要的艺术中心相连，这是藏中艺术风格形成的基础。

此次展出的112件展品，对于广大观众了解藏传佛教的艺术风格起源还远远不够，但是此次展览展示的诸多藏品在品质和艺术水平方面均属上乘之作，其中一部分堪称是喜马拉雅造像的重器，无论是历史价值和艺术审美价值都相当高，不仅能让广大观众有机会近距离欣赏和观摩这些艺术精品，更是给学者和爱好者提供了难得的学习、研究和交流的平台。

据悉，本次展览展期为两个月，至2018年12月23日闭幕。

“佛陀之光－故宫博物院与止观美术馆佛教造像展”重点文物赏析

▲释迦牟尼佛犍陀罗青铜4-5世纪44厘米止观美术馆收藏

此尊为释迦牟尼佛立像，身着厚重的通肩袈裟，衣褶厚重如曹衣出水，线条流畅柔韧而富有织物的质感。右手上举五指微分作无畏印，左臂自然下垂略有弯曲，左手持握衣角作授记印。头顶螺发，发髻高耸，面相静穆，鼻梁高挺，双目鼓突修长，鼻梁上侧分出两道弯眉，如飞燕展翅。眉间置圆形白毫，如日正中。充分表现出犍陀罗佛造像面部的典型特征。佛像背后上部尚留有突出的插孔，可知此像原本配有身光和头光，惜现已佚去。这种图像类型的铜制释迦牟尼佛立像通常被称作授记印释迦像，通常被认为兴起于贵霜王朝（55-425年）的佛教造像艺术，而在犍陀罗后期造像艺术遗存中颇为常见，像身大多配有身光和头光，装饰有紧密排列的长桃形加三点样式的光鬘，跣足下亦配以方形基座。如鲁宾艺术博物馆藏释迦牟尼佛立像，图像志特征与此尊完全一致，然头光、背光和基座俱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和海外私人收藏中也有类似的作品，然制作工艺略微逊色，面容和服饰已经和典型的犍陀罗造像风格有较大的差距，因此制作年代稍晚，大致断代在公元6-7世纪左右。此件释迦牟尼佛立像尚体现出相当鲜明的犍陀罗佛像艺术风貌，工艺水平颇高，因此制作年代可以断定在公元4-5世纪左右。另外，犍陀罗造像大多以石、泥等为主要材质，用青铜造像相对来说较为少见，因此更加凸显出此像文物价值之高。

▲释迦牟尼佛北印度黄铜，嵌件缺失6世纪52厘米私人收藏

释迦牟尼佛，意为释迦族出身的圣人。据佛经记载，释迦牟尼佛本名乔达摩·悉达多，是北印度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南部）净饭王的太子。他舍弃奢华的王室生活，出家修行，菩提苦修终顿悟成佛，是佛教的创立者。他被后世尊称为佛陀，广受尊崇，亦是藏传佛教艺术中最为常见的题材。

佛陀螺发肉髻，脸型椭圆。眼睑低垂，鼻高修直，双唇丰厚，具有印度人的面相。以沉思的表情来传递内省之精神，因循了笈多时期石造像的艺术追求。手足网缦，右手结无畏印，左手向上握持衣角，施授记印。头微前倾，双脚分开站立，左腿微屈，重心置于右脚。身形颀长，肌肉匀称。通肩袈裟轻薄贴体，如水浸般呈透明状态，勾勒出身体轮廓。衣褶从双肩下垂后向右上方聚集，腹部下方则呈现一道道平行的U字形衣褶，形如水波，继承了秣菟罗样式最典型的特征。自手腕垂落的衣摆在身体两侧形成层层褶皱，有一定的动感效果。头后部和背中上部有插销，原有头光缺失。背部平整，有几处开裂和多处磕伤。造像的立姿、平行褶襞、呈喇叭状外张的摆边显示出强烈的秣菟罗风格。面部特征、瘦削的身形、轻纱透体等受到了萨尔纳特样式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笈多时期造像不表现白毫，而此尊造像脸型和鼻子稍长，额现白毫。腹部肌肉饱满，腿部拉长且姿态优美。左脚稍向立，作前行姿，衣摆褶皱自然生动，是一尊十分罕见且珍贵的笈多后期审美趣味的作品，可能出自6世纪北印度工匠之手。

此件作品表现出很高的艺术水平，将佛陀典雅的身体塑造与高贵的内在气质达到完美的和谐统一，是印度古典主义艺术重要的代表性作品之一。

▲毗卢佛东北印度10世纪黄铜错银、红铜，嵌绿松石、青金石、珊瑚、珍珠 21.5厘米故宫博物院收藏

毗卢佛鼻梁修长，眉眼细长，面庞宽厚。头戴典型的波罗王朝晚期特点的高且尖锐的三叶冠，左侧的冠叶残断。冠叶为三角形，周边以细联珠纹装饰，中间是嵌石花枝图案。两边耳上各戴花朵。这种装饰形式从西北印度、西藏西部直到东北印度、西藏中部均十分流行。项链有两道，最外一道悬挂珠饰。双肩宽厚，腰部细收，身体健壮有力。双手于胸前施智拳印，全跏趺坐。臂钏和手镯均有华丽装饰。腰部的系裙带以一道阴线表示出来，是波罗艺术继承笈多造像特点的结果。双腿光滑，不见裙褶，下摆处厚衣纹以银线错嵌。坐垫很厚，四边嵌次宝石及珍珠，如此大面积使用嵌石装饰的作品在波罗王朝十分罕见。更令人惊叹的是它的半圆形台座形式。在一层层向外伸展的台座正面镂空雕出一组形象，其中最明显的是半圆形台座正面有毗卢佛的坐骑──两头狮子（立姿）。座前为圆柱环绕式的回廊，每两柱间各坐一菩萨形象，背面有莲枝圆圈8个，每个中间也各坐菩萨与供养天形象。这种带有写实倾向的台座形式可以使人联想到印度现存的大型寺庙建筑和石窟寺的回廊结构。台座下沿有一圈阴刻填黑漆梵文题记，内容包括对毗卢佛的赞词和缘起咒。这尊造像是一组五方佛铜造像中的一尊，是目前所见到的波罗艺术中最精美的作品之一。

▲释迦牟尼佛尼泊尔红铜鎏金10-11世纪81厘米止观美术馆收藏

释迦牟尼佛螺发，额头宽阔，大耳长垂，弯眉细目，眼为豆荚状，向下俯视，鼻梁高挺，脸型方正饱满，面带淡淡的笑意，神态沉静慈祥，面部的鎏金基本脱落，显露出光滑细腻的铜质，表现出光滑饱满的肌肤。右手施触地印，带环形手镯，左手施禅定印，着袒右肩袈裟，袈裟质地极为轻薄，边缘处用细劲的条棱表现袈裟如纱般的厚度，袈裟贴体，不表现衣纹，有出水之感，袈裟之下的隐现强壮有力的身体，腹部微微鼓出，展现出蓬勃的活力，结全跏趺坐，袈裟下摆衣褶紧密层叠垂落在双腿前。

此尊造像系红铜鎏金，鎏金有脱落，呈现出斑驳之感，面部的红铜明亮细腻显示出饱满光滑的肌肤质感，佛面相年轻，气质出众，身体舒张，双肩宽阔，胸膛宽厚，肌肉圆润强健，饱满而富有弹性，具有青春的活力，身体的曲线柔和，对袈裟轻薄质感的处理与身体轮廓的交代表现分明，是尼泊尔10-11世纪的造像特征。

与同时期尼泊尔造像相比，此尊尺寸堪称硕大，十分罕见，目前国内外藏品中尚未见到有任何可与之相比肩的作品。

▲祖师像藏中黄铜错银、红铜13世纪13.5厘米止观美术馆收藏

此尊祖师像刻画一位年长的比丘形象，其发际后褪，嘴角现出皱纹，面容威严肃穆，呈甚深禅定之相。右手结触地印，左手结禅定印，金刚跏趺坐于双层莲台之上。身着交领式坎肩，外披大氅。

整像于多处采用贵金属错嵌工艺，祖师眼部错银，嘴唇及指甲错红铜，大氅以银质联珠滚边；底座上的立柱、花卉等纹样亦用白银及红铜进行嵌饰，极尽奢华之能事。造像面容之刻画栩栩如生，衣纹线条流畅而自然，将祖师肖像追求写实之目的展现地淋漓尽致。就风格而言，此尊造像扁宽的莲瓣及下方折角式须弥座可追溯至东北印度艺术传统，法国吉美博物馆藏有一尊被断代为13世纪的四臂观音铜像，其莲台及须弥座的风格与此尊祖师像颇为接近。而观音像背光处所镌刻的藏文题记则指出该像是由印度工匠“门迦罗那他”所制，从而印证了此种风格的来源。除底座外，此尊祖师像主尊部分已同域外艺术几无关联，凸显出西藏本土艺术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