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佛教乃是在南北朝时期，即约于公元六世纪从中国传入去的【1】，而到了隋唐年间，中国佛教正当是黄金时代，中日两国往来频繁，互有交流，关系更形密，切因此佛教便逐渐成为日本的主要宗教。

　　到了盛唐开元年间，日本时常派出遣唐使到中国来，其时，日本佛教尚未有一位德高望重的戒律师在日本建立戒坛传律的制度，因此日本的佛教徒对律仪的典范讳莫如深，这就是缺乏了名师教导的缘故。

　　当时日本由于不具备授戒的条件（三师七证的具足戒），所以通常只是受菩萨戒或自誓戒而已。如日元兴寺隆尊的奏文中说：“于我国中虽有律，未闻传戒人，幸筑玄门，叹无戒足。”根据《唐大和尚东征传》中有云：“唐国诸寺三藏大德，皆以戒律为入道之门，若有不持戒者，不齿于僧中，于是方知本国无传戒人！”【2】

　　这就是日本留学僧普照和荣睿二人随着第九次遣唐使多治比广成，于日本天平五年（七三三）四月，即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从难波之津（今日大阪附近）乘船队出海，于开元年间抵达中国扬州。【3】

　　由此可知，普照和荣睿【4】二僧除了到中国留学之外，并且负有一个重要的使命，就是物色一位具有威信的授戒律师，专到日本传戒。根据《延历僧录》记载，普照和荣睿都是奈良兴福寺僧人，其中有叙述：“荣睿至洛阳，奏敕大福先寺大德定宾兼十德受戒毕”及“普照于开元二十一年至洛阳，奏敕受戒，敕大福先寺定宾律师为照等受戒。”

　　荣睿和普照在唐留学十年后，而欲思归，于是在唐天宝元年（七四二）有联同学僧玄朗、玄法二人，俱下至扬州，礼请鉴真大和尚往日本传律，时大和尚适在扬州大明寺为众僧讲律。荣睿、普照二师至大明寺，顶礼鉴真大和尚足下，具述本意说道：“佛法东流至日本国，虽有其法，而无传法人，日本国昔有圣德太子曰：二百年后，圣教兴于日本。今钟此运，愿大和尚东游兴化。”【5】那时，大和尚即向各弟子询问谁有应此远请往日本传法，众僧咸默，一无对者，鉴真和尚即说道：“是为法事也，何惜身命？诸人不去，我即去矣！”

　　僧人祥彦继说：“和尚若去，彦亦随去。”跟着有僧二十一人均愿同心随鉴真和尚去也，于是准备船只，备粮。却于天宝二年（七四三）癸末春天被僧人如海诬告：“彼等造舟入海，与海贼连。”官差人等乃大为震惊，立即搜捕，于大明寺提得普照，开元寺得玄朗，玄法和荣睿并禁狱中，其后查明其事乃属虚报，已被禁历四个月之久，然后释放，而玄朗、玄法从此还国别去，此乃东渡日本的第一次失败。

　　在这年的冬天，鉴真等已准备好船只，粮食，经卷等食物用具，连同荣睿，普照、祥彦、画师、工匠等八十五人于十二月举帆东下，谁知刚出海口，却被恶风飘浪袭击，全舟覆破，人总上岸，这就是东渡日本的第二次挫折。

　　鉴真和尚一行人等待该艘破船漂流至沿岸，即着手从事修理，经过一段时期，在下屿山住了一个月后，到达桑石山，然后将再准备乘船出海，不意出航后，又遭遇暴风雨，船只破损，众人虽然得救，但已备尝艰苦，于是第三次东渡之愿望再次落空。

　　鉴真和尚等人飘流至明州，驻锡于阿育王寺，大开讲筵，讲解戒律，翌年（七四四）移锡龙兴寺，亦讲律授戒。其后有杭州、湖州、宣州人士并来请大和尚依次巡游讲授诸戒律，时有人告州官说荣睿等诱大和尚往日本，被官人等将荣睿着枷递送于京，后还至杭州。荣睿师因病被迫释放，据《东征传》载云：“荣睿、普照师等为求法故，前后被灾，艰辛不可言尽，然其坚固之志，曾无退悔，大和尚悦其如是，欲遂其愿。”

　　和尚率领门徒等三十余人辞礼育王塔，巡礼佛迹，逾山度岭，抵国清寺，欣赏名山，后到禅林寺驻锡，待机出发。在这期间，又出现了一些阻碍。原来鉴真和尚的一名弟子灵佑体恤师父年老，不想他长途跋涉，远赴东洋，与各寺院住持联同向官府请愿，禁止鉴真和尚出国，于是官方采访使下牒诸州，追查诸寺，寻踪至禅林寺捉得大和尚，差使押送回藉之采访使所，谁知诸州道俗闻和尚还至，竞来庆贺，递相慰劳，于是第四次东征的计划又告破碎。

　　天宝七年（七四八）春荣睿、普照二师从同安郡来，下至扬州崇福寺拜见鉴真大和尚，和尚乃决定作第五次出海计划，造舟买香药，备办百物，一如前次所备者。

　　一行人有道俗十四人，水手十八人，六月廿七日发自崇福寺，乘舟出海，至常州界狼山、风急浪高，旋转三山，继至越州，停住二月，在海中，怒涛汹涌，更缺乏食水，经过荣睿祈雨，诚心所至，翌日倾盆大雨，皆大欢喜。

　　船在海中经十四日方得着岸，这原来是一块蛮荒之地，再经过三天，才抵达振州【6】，江口泊舟，上报郡守，得当地官员出迎，有四百兵员引至州城，移锡大云寺，是故此次到日本的行程又再失败。

　　和尚一行人在振州住一年后，经四十余日至万安州【7】，然后再转往崖州【8】，荣睿普照则从海路经四十余日才到达崖州，被引入舍住开光寺，州大使张云请求和尚在此建寺造像，并请讲授律学登坛受戒，然后才乘船离开，经三日三夜才抵达雷州半岛，更受到其他各州官人、僧道、父老迎送礼拜，供养承事，均请和尚受菩萨戒，因此和尚在此留住一年。

　　南尚海郡（广东省）大都督牒下诸州迎和尚向广府（广州），于是和尚下桂江，七日至梧州，次至端州【9】龙兴寺【10】，在此处荣睿师奄然圆寂（七四九），大和尚哀恸悲切，送丧而去，端州太守迎引送至广州，大和尚住此一春，发向韶州，留住三日，被迎引入法泉寺，后移开元寺，而普照辞和尚向岭北去，至明州阿育王寺，是岁乃天宝九年（七五○），时和尚频经炎热，眼光暗昧，爰有胡人，言能治目，遂加疗治，不愈，终告失明，十分可惜。

　　笔者书写至此，不禁掩卷叹息。日僧荣睿于开元二十一年（七三三）到中国留学，十年窗下读，本可以回国大展身手，为日本佛教贡献所学，谁知因为要陪同鉴真和尚到日本传律，不惜历尽艰辛，终因壮志未酬，而客死异乡。虽然后来鉴真和尚亦终于天宝十二年（七五三）十二月廿日到达日本萨摩国之秋妻屋浦，距离荣睿圆寂祗相隔四年多，而后来鉴真和尚在日本创建唐招提寺，开坛传律，一展日本佛教的新面目，并且将中国的建筑、造像、文化、艺术、书法、汉药、画卷等传去，对日本影响甚大，这些成就其实在荣睿师方面亦间接与有荣焉！

　　明代和尚憨山大师曾有诗悼念荣睿师云：“海国千秋留胜迹，乾坤终古落尘埃，登临莫问飞仙事，一啸高空万壑哀。”【11】可谓触景生情，惺惺相惜，于一代高僧的遭遇和景仰不胜唏嘘之至。

　　笔者对鉴真大和尚的弘律精神十分敬佩，并对其传记历史亦颇有研究，并曾于佛教法相学会主办之香港大会堂之公开学术讲座发表：《鉴真和尚东渡对佛教之影响》【12】。

　　一九九七年一月，笔者有缘参加澳门大学主办之“慧能与岭南文化国际研讨会”后的广东肇庆之旅时，在庆云寺中竟然发现“荣睿纪念堂”，当时因为时间匆忙，未能作详尽参观，后来从刘伟铿先生的口中，得知该堂乃应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老居士于一九八六年到访时的建议而改建而成的，连同山上的“荣睿碑亭”同为利便日本友人前来瞻仰，促进中、日两国的深厚友谊。

　　今年乃荣睿师圆寂一千二百五十周年（七四九－一九九九），笔者谨以此文作为纪念，藉以表示一点追思心意而已。■

　　一九九九年三月三日完稿于香江

　　参巧书籍

　　《唐大和尚东征传》（日）真人元开着，汪向荣校注，中华书局出版

　　《鉴真大师画传》林景渊编着，慈济文化出版社出版

　　《鉴真》图册，吾闻编，文物出版社出版

　　《岭南名刹-庆云寺》刘伟铿编着，广东旅游出版社版

　　注释

　　【1】见村上专精着：《日本佛教史纲》之《年表》：中国南梁人司马达等传入佛教。

　　【2】见真人元开撰《唐大和尚东征传》。

　　【3】见佐伯有清着：《最后之遣唐使》。

　　【4】荣睿师乃日本美浓（现岐阜县）人。

　　【5】见《唐大和尚东征传》。

　　【6】振州，即现今海南岛崖县，

　　【7】万安州即现今之海南岛万宁县，陵水县。

　　【8】崖州乃现在海南岛琼县。

　　【9】端州，今广东高要县。

　　【10】龙兴寺，根据日本人安滕更生博士的考证，龙兴寺的遗址已不可考，荣睿的坟地也无从查证，但在现今之广东肇庆鼎湖山庆云寺建有“日僧荣睿纪念堂”，于二代祖影堂之左侧，一九六三年十月鉴真和尚圆寂一千二百周年纪念委员会在鼎湖山上建起了一块荣睿大师纪念碑。一九八○年国家拨款建亭，把荣睿碑保护起来，亭据唐制，遥对日本（见刘伟铿编着《岭南名刹庆云寺》）。

　　【11】见刘伟铿编着《岭南名刹庆云寺》。

　　【12】见香港佛教法相学会一九七一-七二年度董事会《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