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研究佛学的学者，将佛教传播分为三个时期，即原始佛学、部派佛学、大乘佛学。

　　原始佛学指的是释尊在世时期，以迄其涅盘后第一百年。释迦是西元前六世纪时人，所以这个时期，相当于西元前六世纪至四世纪。

　　于原始佛教时期，佛教并未分成部派，和合一味无诤。当释迦在世时，释迦所传以“四谛”为主，说法的重点完全针对人生的现象，人生是“苦”；苦的原因是“集”（有种种积聚，如色受想行识等五蕴，即是众生在物质界以及精神领域上的种种聚集）；是故佛家必须“灭”苦，灭苦的方法即是“道”。--这苦、集、灭、道四者，即是“四谛”，意思即“四点真理”。

　　释迦涅盘以后，他的大弟子众将其生前说教，结集为经典，主要为四部《阿含经》--即是属于原始佛教时期的根本经典。

　　部派佛学时期，指的是释迦涅盘后第一百年，以迄大乘佛学开始流播，其时约为西元一世纪顷。是故这段时期，便相当于西元前四世纪至西元一世纪，共约五百年。

　　在这五百年间，佛教开始分裂，起初是分裂成上座部与大众部。上座部代表当时的资深弟子，因耆年有德，故称为上座；与之相对的则是一般佛弟子，因为人数众多，是故称为大众。--这两部分裂，实在可以看成是佛教内部传统势力与革新势力的争议。

　　至于为甚么会分裂，则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跟南传的佛法一起流播，是故称为“南传”，另一种说法则跟北传的佛法一起流播，是故称为“北传”。汉土属于北传佛法的弘播区，因此便主北传之说。本论讨论佛教分裂的情况，以及各部派的不同主张，即属于北传。

　　可是有一个情况却值得注意，西藏所传虽亦属北传佛学，可是关于部派佛学的分裂，却主南传之说，详见克主杰的《密续部总建立广释》（谈锡永居士译并导读，收本丛书中）。为甚么汉藏所传会有所不同，这情形很值得留意。

　　北传说法，部派分裂是由“大天五事”的争论引起，关于这点，“导读”中已有述及，此处不赘。但却应该指出，大天所提出的“五事”，是明显地将阿罗汉（修小乘佛学得到成就的人）人性化，如说阿罗汉亦有梦遗，即是一例，而反对他的上座部，则显明地是维持着圣者的尊严。

　　南传的说法，于此不妨稍加叙述，作为“导读”的补充。

　　于释迦在世时期，佛教并无浓厚的宗教色彩，释迦只是带着一群弟子，到处去宣扬他自己的学说，以及教导止观的修持。可是于他涅盘之后，佛弟子由于怀念释迦，开始建塔、礼拜他的舍利，慢慢变成建塔造像。是故于释迦涅盘后的第一百年间，佛教便逐渐建立起自己的宗教色彩。

　　宗教色彩一浓，跟释迦当时并无宗教色彩的戒律，难免便有抵触。举例来说，跟着释迦游行乞食，到处接受供养的僧众，可以不接受金钱布施，但一有佛塔佛像作为礼拜的中心，甚至还可能有说法的中心，那么，不接受金钱布施的戒律便很难遵守。

　　南传的说法，部派分裂即根源于戒律的争议。

　　事件发生于吠舍离。吠舍离虽为释迦弘化之地，而且地处印度东方，接近佛的出生之国，但基本上却属于耆那教的势力范围。当释迦涅盘之后的第一百年间，印度众多王国之中，摩揭陀国崛起，并吞了东方诸国，如跋耆，侨萨罗等。摩揭陀一向护持佛法，因而跋耆等东方诸国也就变成佛法盛行之地，跋耆首都吠舍离也就成为佛教徒聚集中心。

　　吠舍离向来商业发达，由于社会富裕，因此信众对僧侣便习惯以金钱布施。他们对耆那教的僧侣一向如此，对佛教的僧侣亦自然如此。当时领导吠舍离僧团的上座，接受客观现实，允许僧侣接受金钱。

　　可是，西方僧团的上座耶舍比丘来到吠舍离，见到这种情况，便根据戒律加以反对，由是争议，耶舍于是召集各地上座比丘，在吠舍离开会，一一检讨，结果裁定吠含离僧团十事非法，将他们驱逐出境。当时参加会议的上座比丘共七百人，是故称为“七百结集”。

　　“七百结集”，即是佛教的第一次分裂，裂成上座与大众两部。

　　比较南传北传两种说法，似乎南传的比较可信。南传之说传入藏土，可能是由印度佛教后期诸师传入，也即是说，大乘佛教的后期，实主南传之说。

　　本论主北传之说，论主世友论师属“说一切有部”，故北传之说，可以看成是小乘有部的观点。他们将部派分裂说成由两位“大天”先后引起，而二者相距的年代达百年，如此巧合，不能无疑。是故我们宁愿相信南传之说，第一次部派的根本分裂，实由吠舍离“七百结集”引致。

　　第一次根本分裂之后，上座与大众两部亦内部相继分裂，五百年间共裂成十八部，实际上可能还不只此数，于是连原来的上座、大众两部，即共成二十部派。

　　这些部派分裂，主要由两次事件导致。

　　首先应由摩揭陀王朝的没落说起，代之而兴的是难陀王朝。其时为西元前四世纪初叶。

　　与此约略同时，希腊亚历山大入侵印度。于西元前三二六年，亚历山大占领了犍陀罗，犍陀罗所造的佛像，带有希腊的造型色彩，称为犍陀罗风格，便是当时所受的影响。

　　其时，原被难陀王朝驱逐的月护，回到摩揭陀城，号召印度人恢复国土，于是推翻了难陀王朝，成立了孔雀王朝。

　　孔雀王朝的第三代,即历史上有名的阿育王。阿育王恢复国土，将印度北方统一，势力寻且扩充至南方。他于西元前三六八年即位，行灌顶礼，因感战争残酷，由是皈依了佛教。

　　据南传的说法，阿育王举行过一次集会，而北传则没有记载。

　　这次集会，是因为阿育王供养比丘过万，连非佛教徒也冒充为比丘，接受供养。故阿育王便在华氏城结集，一方面为了清洗非比丘众，另一方面则是为了统一当时佛学者的意见。据说其时提出不同的异见共计五百条，一正一反即共千条。会议中争论得最剧烈的，是犊子部与化地部。由此可见自“七百结集”之后，上座与大众两部，本身已不统一。

　　华氏城论事之后，阿育王派遣几批上座四出弘法，东至今之缅甸；西至西北印，寻且入大夏；南则至今之锡兰。传法范围之广，为前所未有。

　　然而阿育王死后，其王朝即为巽伽王朝邅代。王朝信奉婆罗门，佛教受到遏抑。其时为西元二世纪顷。

　　与巽伽王朝同时，印度南方则崛起了一个案达罗国。他们即使在阿育王时代，实在亦独立自主，阿育王死后，他们便完全独立，与巽伽王朝对抗。

　　由于阿育王曾派上座往案达罗传教，所以巽伽王朝虽然灭佛，可是案达罗却支持佛教。当时案达罗的佛教由两位上座弘化，一位上座为大天，其部派称制多山部；一派上座则为大昙无德，其部派称为法藏部。

　　据南传的说法，“大天五事”之争，即是两位上座之争，亦即制多山部与法藏部之争。大天原属上座，当时称为大众部，则是因为他们的部派于当时属于多数派之故。

　　制多山部后来发展为西山住部、北山住部等，此两部称为案达罗派，大乘思想即由此两部流出。是故大乘佛学的发源地即在南印。

　　总的来说，佛教部派分裂，主要由三件事件引起，即“七百结集”、“华氏城论事”与“案达罗争议”。兹将这三次分裂的情形，表列如下，将有助于理解部派佛学的分裂与发展--

　　--犊子部

　　--上座部

　　--化地部

　　七百结集--

　　（第一次分裂）

　　--鸡胤部

　　--大众部

　　--说假部

　　由表可知，于根本分裂之后，上座部又分裂为犊子与化地两部，大众部亦分裂成鸡胤、说假二部。连二根本部，即共六部。

　　--贤胄部   --法上部

　　--犊子部

　　--正量部   --密林山部

　　华氏城论事--

　　（第二次分裂）

　　--饮光部  --说转部

　　--说一切有部

　　--法藏部

　　--化地部

　　--雪山部

　　此次论事，引起上座部中枝末两部分裂。此枝末两部即犊子部与化地部。犊子部分裂为贤胄部与正量部，其后由贤胄部发展出法上部，正量部发展出密林山部。化地部分裂为说一切有部及雪山部，前者分出法藏部，及发展为饮光部。故华氏城论事，所引起者主要是上座部的分裂。

　　--法藏部

　　案达罗争议--  --西山住部

　　（第三次分裂）  --制多山部

　　--北山住部

　　此次争议，大众根本部中别出一部，即制多山部，与上座部中属于化地部系统的法藏部争议。制多山部后来又发展成西山住、北山住二部。即是说，在这时期，大众部的分裂情况如下--

　　--西山住部

　　--制多山部

　　--北山住部

　　大众部-- --鸡胤部 --多闻部

　　--说假部

　　其中制多山部的系统，即所谓“案达罗派”（Andhara）。由此发展成大乘思想。

　　然而上述的却只是基本情况，事实上各部派亦彼此有合流的情形。例如上座部中的雪山部即与大众部中的制多山部合流，然后才发展为案达罗学派。因大乘思想中，实含上座部的一部份学说，以及大众部的一部份学说。又如上座部中的法藏部传至锡兰，专说“方广”，即据他们自己的意见，演绎佛家所说的空性，他们的学说，亦曾影响西山住及北山住部，由是成为大乘“般若”思想传播的先行。至于后来法藏部演变为“恶取空”，即将一切事物看成“空无”，便反成为龙树说空时所破的对象，那已是公元二世纪时的事。其所演变，当然跟各部派所宗的修持见地有关。

　　要全部研究二十部派的思想及与修持的关系，现在已变成是困难的事，因为原始资料已经散佚。在这情形下，本论以及其他同类论着，因述说部派分裂，从而说及各部派的思想，便成为相当重要的资料。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论着，如《成实论》，因为要站在本部的立场来批判余部，因此也就不得不连带说及他们的思想，到了今天，也就成了研究部派佛学的素材。关于各部派的思想开合，读本论时应加注意，于研读本论后，对部派佛学应已有一定的了解，我们要补充的，只是案达罗学派思想对大乘思想影响的脉络。

　　前已说过，案达罗学派发展于南印，南印的案达罗王朝，崇信婆罗门教，所以佛教在当地得不到高层的支持，只能得到民众的信仰，这些民众，主要为印度四种姓中的第三阶层。因此，案达罗学派便注入了民间的色彩，不纯是“王者之风”的高调。这就形成了他跟上座部不同的风格。

　　案达罗学派主张“一意趣可行淫”，这对当时的佛教界来说，可以说是惊天动地之举。这个说法，主张出家人在信行及愿行同一意趣的情形下，可以结为夫妇。这个主张便等于打破了出家与在家的分别。

　　为甚么会提出这样的主张呢？主要原因即在于吸收下层信众。下层信众忙于生活，要抛开家庭来出家，实际上有困难，倘若出家而依旧能够继续维持家庭的结构，那就比较方便一点。所以案达罗派的主张，可以说是根据实际情况出发。

　　或者说，为甚他们不可以分别出家人与居士的身份呢？佛在世时，一向就有出家在家的“四众”，要在家的佛教徒，就维持其居士身份好了，何必要提倡“一意趣行淫”？

　　这个问题，恐怕牵涉到传法的问题。依照佛家制度，有许多仪式都须由出家人来主持，例如授戒、剃度等。因此，一个僧团就必须有一定数量的比丘，然后才可以如法进行一些活动，在工农业阶层中，比丘的数量不足，是可以理解的情况，正因这样，他们才不能不打破出家与在家的界限，让一些比丘既能传法授戒，又能照顾自己的家庭。

　　北传大乘佛教，只有我国的比丘与比丘尼严守出家生活，其余日本、韩国的比丘，都许可有家室，恐怕即跟案达罗的传统有关。

　　至于大乘初期经典，如《维摩经》，维摩诘以在家居士的身份，向出家的菩萨及阿罗汉说法，连释迦都对他的说法认可，这更是打破佛制。这种提高在家居士身份的经典出现，应该即是案达罗思想的承继。--至于维摩诘原是密乘的祖师，那已是另一个问题，详见本丛书《维摩经》导读及其附录文件。

　　由对在家居士的重视，便发展出“菩萨行”的概念。菩萨以应化身化度众生，他的身分便可以是任何阶层人士，不限定为出家众。是故由对阿罗汉的尊崇，演变对菩萨的礼拜，其间脉络实可追寻。

　　此外，由小乘过渡到大乘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那就是“法我空”的问题。

　　小乘行人承认“人我空”，即“自我”没有本质--提不出一种真实的成份，来证明这即是“自我”的本质（本体）。可是他们对“法我空”却有犹疑。

　　所谓“法”，在这里是指一切形而上的概念及心理状态，释迦说的道理以及所教导的止观修习，当然也包括在内。对小乘行人来说，如果连释迦传下的法义、修持与戒律，也视之为无自性空，那是很难理解的事，但案达罗学派却强调法性空。为甚么呢？正因为他们要适应环境，改变传统，是故他们便主张法义可以分阶段传播，只须不违背释迦传法的精神，便不须墨守成法。由是也就为其后建立的修持次第，开了先路。

　　这个“法我空”的慨念，可以推广至一切事物与现象，强调“法我空”，正是大乘佛学的特色。在《金刚经》中，对此即有强调，因而也就成为《金刚经》在“般若”系列经典中的特色。其详可参考本丛书《金刚经》导读。

　　大乘经典初出，时当西元一世纪中叶，其时部派佛学经互相竞胜之后，主要只分四个部派，即上座部，以及属于这系统下的犊子部，与说一切有部，此外即为对立的大众部，主要为案达罗派。案达罗派善于说空，而大乘初期经典亦说空性，由此亦可见二者的关系。也可以说，若无案达罗派的法义作为先行，般若思想的传播便时机当未成熟。

　　高永霄居士的《导读》及其附录一文，若能细读，并参考笔者的拙见，读者于所谓“部派佛学”便当能得一轮廓。至于各部派在修持及行持上的开合，恐怕便要求之于南传佛教诸国的传统了。

　　西元一九九八年岁次戊寅四月修订

　　谈锡永于加国图麟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