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在《仁学界说》第二十五条中写到：“凡为仁学者，于佛书当通《华严》及心宗、相宗之书；于西书当通《新约》及算学、格致、社会学之书；于中国书当通《易》、《春秋公羊传》、《论语》、《礼记》、《孟子》、《庄子》、《墨子》、《史记》，及陶渊明、周茂叔、张横渠、陆子静、王阳明、王船山、黄梨洲之书。”以上所列之著作可以说是其思想之源流。儒学的熏陶。谭嗣同出身于官绅之家，父亲希望他通过科举考试跻身官场。早年接受过正统的儒学教育，所读之书主要为儒家经典。

自满清入关之后，学者检讨明亡的教训，致力于实际问题的研究，他们著书立说、提倡实践，这就是以复兴汉代经学、民族意识为中心的思想启蒙运动，王夫之、黄宗羲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这对清末经世致用思想的形成产生了直接作用。谭嗣同早年即接触了王夫之的学说，后又好读《船山遗书》，对其学评价极高“三代以下，无可读之书，更以论国初三大儒，惟船山先生纯是兴民权之微旨。次则黄梨洲《明夷待访录》亦具此义”。由此可见其受王夫之、黄宗羲影响之深。谭嗣同的哲学思想是以儒家文化为基础，融汇佛学和墨学、西学来论证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为变法做理论论证。

墨学的复兴。墨学自墨翟创立以来，在战国时期一直处于显学地位，是诸子百家中唯一可与儒学比肩的学说。至清朝乾嘉年间，墨学随着儒家经典考据学而得以复苏，清末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越来越多的学者从经学研究转向子学研究，寻求经世致用之学以自强御辱。同时，在西方刺激下的墨学发展，为谭嗣同思想体系的建立做了有益的铺塾。潭嗣同之所以从容就义，除了儒家杀身成仁、佛学无畏观念影响之外，也与墨学思想的影响不无关系。他少年时代与当时著名的侠客“大刀王五”相识并拜其为师学习武术。墨学之“兼爱则人我如一”，是他构建《仁学》体系重要的理论根据，“人我如一”才是平等之表现。西学的传入。近代中西接触，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大关联。自鸦片战争起，中西接触频繁，西方知识大量输入。

“中国朝野人士所见所闻，为亘古以来所未曾经验。中国人凭藉历代累积之知识能力，与新人群、新事物、新体制接触，往往不免产生许多误解，但也未尝没有知觉的偶合与推理的解悟，并逐渐达到洞悉真相的程度。”统观近代中国历史，诚然表现着中西冲突的纷争。战争与交涉、仇视与疑惧，复杂的历史事件，足以令历史家耗竭费力的分析描述。但在思想层面，也遗留下丰富的果实。谭嗣同的哲学思想就是在这样一个社会大思潮下诞生的

1893年，谭嗣同在北京认识了吴樵，吴樵精通算学、格致学，不但熟悉科学知识，而且对社会现状不满，有要求革新的思想。谭嗣同和他成为知己。同年，他由武昌东下，准备赴京，经上海时遇到了英国传教士傅兰雅，傅兰雅1861年来华，受聘于江南制造局编译达28年，他向谭嗣同介绍西方各国的情况，推荐潭嗣同看各种西方书籍，如《西国近事汇编》、《环游地球新录》、《几何原本》、《格致汇编》等。这使谭嗣同眼界大开，感叹“足征西人致思之精，益叹吾华人之无学”。谭嗣同在其著述中引用了当时流行的西学概念和知识。

佛学的影响。佛教传入中国的时候，正是两汉时期，在近两千年漫长而又艰难的历程中，佛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不断碰撞，佛教文化之中，渐渐地融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风格，同样，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渐渐吸收了佛教文化的成分，这才实现了佛教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对接。佛学以其独具特色的形式汇入到了中国文化的洪流之中，与儒、道并称三学，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儒、释、道一起构成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和血肉。清末的社会思潮是以救亡图存为核心的，大乘佛法普度众生与济世救人的思想，很自然地在社会上得到认同。

佛教文化传入中国，就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仁人志士，如王维、白居易、李翱、苏式、黄庭坚、王安石等比比皆是。中国近代学者也是如此，从袭自珍、魏源到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章太炎等近代思想家从佛法中汲取入世精神，并试图寻求一条“以经术求治术、以佛法求世法”的经世之路。在受佛学影响的维新志士中，以谭嗣同最为突出，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明言“谭嗣同治佛教之唯识宗、华严宗而道之以科学”“、佛教本非厌世，本非消极，然真学佛者而真能赴以积极精神者，谭嗣同外，殆未易一二见焉。

谭嗣同在北京结识了夏曾佑、吴雁舟等学佛人士，后到南京任候补知府认识了居士杨文会，谭嗣同跟随他学习佛法“因得遍窥三藏，所得日益精深。”谭嗣同在《金陵听说法诗》中说“吴雁舟先生嘉瑞为余学佛第一导师，杨仁山先生文会为第二导师乃大会于金陵，说甚深微妙之义，得未曾有。”是在此期间，他完成了《仁学》的写作，创立了自己的哲学体系即以“以太”为本体，以“平等”为内涵，集中表现为“仁”的经世哲学逻辑结构。